▲点击查看专访完整内容卡什梅里：王教授，欢迎来到《Polaris Live》。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您。王文：谢谢你，萨瓦尔。感谢你热情精彩的介绍，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各位交流。卡什梅里：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被外界形容为“具有历史意义”，并被视为“中美关系处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您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次会晤？王文：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次重要会晤，我更倾向于“和平共处”。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愿意与美国和平共处，而美国也应当学会与中国和平共处。过去几年里，一些美国战略家试图通过长期的贸易战、科技战、全面脱钩以及军事安全围堵等手段来压制和遏制中国。事实证明，这些策略并未取得成功。如今，美国应该认识到其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而中国也无意排挤美国。对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言，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和平共处。特朗普具有商人务实的一面，此次访华在本质上是基于“中国是无法被遏制的”这一认知。这开启了双边长期和平共处的新阶段，尽管这种共处可能会带有一定“竞争性共存”的特征。因此，我认为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需要把握两个核心要点：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事实上，“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对美政策的一贯主张。我衷心希望中美两国能够真正步入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新常态。卡什梅里：本次会晤的议程非常丰富，涉及贸易、人工智能、台湾等诸多问题。在您看来，最重要的三个议题是什么？王文：我认为在战略层面上最重要的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战略共存”。美国必须树立对华的正确战略认知。美国应当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非对美国的根本性威胁。事实上，中美两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这些都需要两国高度的合作。因此，两国元首需要进行战略协调，建立必要的战略互信。一旦两国能够达成理性且正确的共识，您提到的AI、南海或贸易争端等具体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在达成战略共识的过程中，有一个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必须得到妥善处理，那就是台湾问题。至于其他分歧，则属于“第二层面”的问题；只要战略互信问题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难题。卡什梅里：王教授，伊朗局势的阴云也笼罩着此次在中国举行的会晤。您认为这些冲突对美国在此次会晤中的谈判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王文：我注意到有媒体用“跛足巨人”来形容当前的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但我们不能忘记，它终究还是一个“巨人”。中国从未低估美国的实力。在中国决策者眼中，美国依然是一个超级大国。尽管美国在国内外都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仍愿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其开展合作，并共同维护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和规则。然而，美国也应该正视自身影响力的相对衰退，避免采取极端偏激的举措。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客观地说，目前美国对中国的需求，甚至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双边关系中拥有更强的战略自信。萨瓦尔：您刚才的观点引人深思。今天早上我注意到《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其传达的信息是：中国政府正斥巨资发展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等前沿产业和国防力量，但与此同时，国内消费者信心低迷、就业市场疲软。对此您怎么看？王文：您提到了《华尔街日报》，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许多报道往往带有偏见，甚至不乏虚假信息。不知您是否还记得，2015年《华尔街日报》曾在头版大肆渲染“中国即将崩溃”。十年过去了，所谓的“崩溃”在哪里呢？因此，不能盲目听信某些媒体对中国的片面报道。如今，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好得多。只要去看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5G网络、电动汽车以及太阳能产业，就会发现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分稳健。我们正稳步迈向2035年的远景目标，全力推进2050年民族复兴目标实现。卡什梅里：前几天我访问中国时，有幸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期间也非常荣幸能与您会面。阔别多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许多方面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多美国人也希望我们能取得类似的进步。此外，中国的环保事业也蓬勃发展。不过，作为朋友，我想就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请教您：目前欧美舆论似乎普遍认为，中国通过补贴和扶持政策鼓励产业发展，导致生产过剩并将其出口。欧美很多人抱怨说，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甚至低于成本，这给欧美国家造成了不必要的失业问题。作为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学者，您会如何回应这些关切？王文：关于“中国产品享有政府补贴”的指责并非近期才有，这些声音已经存在多年。我认为，这类问题完全可以交由国际规则来评判。我们有诸多国际平台和多边条约机制，可以客观地判定相关产品是否存在倾销或替代性。我们应该将这些贸易分歧交由专业的国际平台去处理。同时，我也理解一些欧美企业和媒体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担忧。正如您刚才提到的绿色革命，过去十年来，中国在特别是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堪称奇迹的发展。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几乎从零起步，如今已占据国内新车销量的60%以上。两年前我也换了一辆电动汽车，体验非常好。我预计到2035年，中国绝大多数传统燃油车都将被电动汽车取代。这是中国绿色转型中一个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欧美国家应该客观地看待中国的产业崛起和绿色革命。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向中国电动汽车敞开大门；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依然对中国电动汽车采取封闭和打压政策。这最终损害的是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使他们无法享受到更高质量、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卡什梅里：的确如此。昨天我读到一位《金融时报》驻伦敦记者访华后的见闻。多年前他曾派驻中国，印象中满是拥堵和喧嚣；而这次重返中国，他最大的感触是马路变得异常安静。他后来才意识到，这正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带来的显著环保效应。刚才您提到技术发展，目前美国有大量猜测称，中美双方可能会在此次会晤中达成一项关于“中国向美国进行大规模资金和技术投资”的协议。您在中国有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吗？王文：我也听到过一些类似的讨论。有观点认为美国可能会放宽对中国赴美投资的限制。这是一件好事，中国企业一直有赴美投资的意愿。过去八年里，中国对美投资大幅锐减，主要是受到了过多的人为限制。我认为，只要美方能提供平等互利的条件，中国企业非常愿意与美国分享我们在基础设施、5G通信以及新能源领域的领先技术，也有意愿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但前提是，如果美国真的希望获得实质性的中国资金和技术，就必须展现出足够的诚意。美方必须尊重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对与中国的技术共享持开放态度，而不是一味地构筑高科技壁垒。卡什梅里：我完全理解您的观点。接下来，我想问一个反映美国普通民众担忧的基层问题。美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认知：在中国，如果成立一家公司开展业务，就必须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董事会成员，以便他们掌控公司的发展方向。我知道这未必是事实，可能存在误解，但要改变大众的观念，就需要直接回应。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想借此机会听听您的直接解答。王文：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澄清事实的机会。这种说法显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和误解。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成立公司必须要有中共党员代表。美国朋友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共产党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优秀分子和中坚力量。在中国的大学里，最优秀的年轻人都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许多优秀的美国人信仰基督教在追求精神信仰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具备极强的纪律性、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当这些优秀的年轻党员进入企业工作时，他们自然会成立党组织，开展正常的政治生活并选举自己的书记。这是企业治理中的一个独特环节，它不仅不会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反而有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美国媒体和精英阶层需要学会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要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妖魔化。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媒体报道称“任何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都需要有基督徒代表，并且基督徒有权控制公司”，美国人会作何感想？当然，我必须强调，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种宗教，但它是中国众多杰出人士的共同政治信念。这种信念和奉献精神正是推动中国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如果您读过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您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种信仰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我真诚希望美国民众能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将其妖魔化。卡什梅里：非常感谢您能理解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并给出如此直率而详尽的解答。这印证了我从中国回来后一直思考的一点：美国迫切需要真正去了解中国政府及其运作模式。我们目前对中国的认知还远不够清晰。比如一个很简单的细节，我很惊讶地发现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是共产党员，实际比例大约只有10%。基于这种认知需求，我在达特茅斯学院的继续教育学院开设了一门课程。我正考虑明年将课程主题设定为“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治理模式”。届时或许还需要向您请教和寻求指导。王文：好的，没问题，非常乐意。卡什梅里：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个人对此次中美峰会的潜在成果有何预期？您期望双方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又有哪些议题可能会被暂时搁置？王文：我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将这次访问赋予了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这次会面会有那么大的历史性意义。我认为，在中美两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关系紧张之后，两国元首能够保持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具积极意义的好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会晤能够如期举行，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每当美方愿意对话时，中国始终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美国国内的政治事务没有阻碍这次行程，避免了会晤被推迟，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之间仍然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些问题显然无法通过一次会议就彻底解决。我的观点是：只要两国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进行理性、温和的对话，就共同的分歧进行坦诚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建立“战略互信”——这就已经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交流。因此，我对这次会面将产生巨大历史性意义的期望值不高，但我坚信，两国领导人坐下来谈，远比不接触、不沟通要重要得多。卡什梅里：您的回答非常精彩。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领导人能够面对面会晤，这本身就是大新闻，我们理应为此感到欣慰。就像企业领导人通过会面解决问题一样，中美这样的大国更需要保持这样的高层沟通机制。王教授，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但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能邀请到您是我的荣幸。即将发生的事情对全球都至关重要，但正如您所言，最核心的意义在于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面对面地坐下来对话。再次由衷地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交流，也感谢全球观众的收看。王文：谢谢你，萨瓦尔。我也非常享受今天与你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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